有一段时间，批评家们对作家、学界某些人的公开媚俗多少有点犹豫和迟疑，于是有人盖之曰“沉闷”。又过了一段，批评界的个别人士不再“沉闷”了，甚至还敢冒犯大人物，视其权威若粪土，于是又引起了公允、平和之士的愤激，斥之没有“学理”。
何为“骂派批评”或“学理批评”呢？我着实感到惶惑，自然亦不敢深究。鲁迅先生的许多杂感是可以归于骂派批评一类的，他疾恶如仇，爱恨分明，因此被郁达夫先生冠以“寸铁杀人”。按讲，周作人1935年春为秦桧写的翻案文章《岳飞与秦桧》则属于学理范畴，可是大敌当前，这种亲者痛、仇者快的言论，很难想象会为国人所容忍。骂派批评还可举相反的例子，如姚文元的《评〈海瑞罢官〉》。处于同一历史情境中的，却也有后来传世的《顾准文集》。在举国上下丧心病狂的语言狂欢中，一个生命危在旦夕的弱者，竟能以学术的眼光探究民族正在发生的悲剧，打量它不可遏止的愚蠢，使人不能不为他的冷静和大智慧而惊讶。
批评很大程度上代表着批评者的文化立场，不管他怎样隐蔽，他都会在文字间表露出自己精神上的倾向性；不管他怎样吞吞吐吐，或者玩世不恭，他都会将自己思想的冲突诉诸于人。当然，有些现象另当别论。例如，一位在八十年代的文学启蒙中颇令人敬爱的名人，前一个时期曾因欣赏“玩世”受到批评，于是写出若干曲笔文章泄其私愤。又例如一位在十年前走红诗坛的名人，突然指摘起先锋诗歌来了，原因就在别人红了，潜意识里起了嫉妒。这就让人更加感到了不安。不错，在鲁迅先生的敌人看来，他的文章少有做人的圆通，然而他的犀利乃至他的不宽恕，都是负责任的，没有人会否认他是一个有缺陷的伟大的思想者。他的伟大乃在于他没有一个“私敌”。他不是为私敌写作，而是为灵魂里的痛苦写作的。在这个意义上，骂派批评或是学理批评虽然算不上是一个批评范畴，一个道德的标准，可是负责任的批评从来都包含着心灵的道义。包含着使文学成其为文学，使人成其为人的深沉的内容。它与模特表演、揣度行市、名人传记一夜间畅销神州，是不能同日而语的。
我想到的是，当人们反对文化的体制性因而也在反对体制内合理的启蒙内容，因为深省到意识形态对于人性的桎梏而把它包含的真理、秩序一类的成份也一起排斥掉了，人们是否意识到，他们其实是在拒绝批评的历史逻辑？（一出只有动作而没有内容、只有舞台而没有剧本的戏剧？）九十年代与八十年代文学批评之间不存在谁否定谁的问题，也不是体制内与体制外的对峙，而是两种话语方式的互换，它们之间有一种相关联的、延伸性的张力。所以，九十年代的文学批评不等于痞子式的瞎混，更不是虚无，它敏感于历史的剧变，沉痛于社会人心的泥沙俱下，随波逐流，它试图在混乱的文学现实之中建立伟大的道义的标准。我不反对文学对生活做必要的策略和技术的处理，但我无意恭维把灵魂等同于策略和技术。我们为什么不能像日瓦戈医生那样说，是的，历史的列车从身边擦然而过，我成了一个多余的人，然而我并不放弃内心深处的标准。
